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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本学研究7月2日
：我写《敦煌赋校注》的前前后后写本学研究7月2日
年9月中旬，超强台风“灿都”在我国东海海域猖狂肆虐，我国闽、浙、苏、沪等省市暴雨如注，暴雨间隙，我乘坐的南航航班平稳降落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，随后浙江大学高研院派车接我到了浙江大学之江校区，开始驻访高研院的生活。之江校区坐落在美丽的西湖风景区的西南边，钱塘江北岸。校区东边是六和塔。六和塔，本来是取义佛教“六和敬”，“和”是和善，“敬”是恭敬，与人相处要和善恭敬，所谓身和共住、口和无诤、意和同悦、戒和同修、见和同解、利和同均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又有了“六合塔”的命名，盖取中国传统“天地四方为六合”之意。据记载六和塔始建于宋开宝三年（），后多次被毁，现存为清代重修。塔外观八角形，外檐13层，非常壮观，古人有诗云：“烂烂沧海开，落落云气悬。”校区西边紧靠“九溪十八间”，“九”和“十八”都是泛指溪流山泉之多：溪流潺潺，由无数山涧泉流汇集而成。两边山上多为茶树，迷离的雾气笼罩着，似纱如烟，周边为垂兰吊藤，如梦似幻。
之江校区是民国时期的之江大学旧址，之江大学正式建立于年，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，由西方传教士主办，为我国民国时期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。现在校区里大概有十多幢老楼，圆拱门廊，雕花柱子，相当考究，是欧式建筑风格。年，之江校区被国务院批准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之江校区风景掠影
我的办公室在当年的中方教授别墅，编为1号，向东北方向30米左右，为中方教授别墅3号。和我同在1号别墅办公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史专家李耀南教授告诉我，3号别墅是著名哲学史家钟泰先生-年在之江大学任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时的住处，后面与其他别墅不同而多出来一间房子，是钟先生当年“违章”所建，由钟先生自己设计，学校出钱建成。
之江校区钟钟山先生故居真是有缘份，钟泰先生（—）是先师郭晋稀先生（-）的老师，郭先生生前多次给我讲过他与钟先生的关系。郭先生晚年，有一段时间读《庄子发微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版本。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，我立即购买了一册。钟泰《庄子发微》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钟泰，字斋，号钟山，别号待庵，江苏南京人。早年肄业江南格致书院，继之留学日本，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。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，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。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。年冬，杭州为日寇所占，钟先生避居乡下。年任国立师范学院（时在湖南蓝田）教授，直到年离任。抗战胜利后回上海。年后任光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》《国学概论》《庄子发微》等。
《庄子发微》是钟先生的代表作，其特点是打通《庄子》的“内”“外”“杂”三篇，相互佐证，精细考察文本，深入挖掘庄子哲学思想的内在的理论脉络，强调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。
今天是辛丑中秋节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我站在百年前太老师的故居门前，默默背诵我仅能记得的《逍遥游》《养生主》《天下篇》，想起了先师郭晋稀先生给我讲过的故事：
年，他在国立师范学院读书，当时为了躲避日寇的狂轰乱炸，“国师”迁徙到湖南蓝田（今涟源市城关镇）的李园。给他授课的先生中，钱基博、钟泰对他影响最为深刻。国文系主任钱基博先生，是一位心忧国难的志士。在《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》中他写“国师”成立之背景：
中华民国抗日军兴之一年，我武未扬，喋血已酣；虽张皇六师，终于克敌；而蜂虿有毒，师徒不戒；亦既致命遂志，僵仆相继，暴骨中野者，不可胜数！而当国者乃以创制师范学院诏我亿兆有众。……惟师有学，用诞启民瞑！亦惟师克范，用式四方！语言典雅，情感激越！他深深理解在国难当头，国家财政极度紧缺的情况下，政府下最大决心办教育、办师范的良苦用心。在湖南的数年间，湖湘人的性格和经世致用的国学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他，他在《近百年湖南文风》一书分析得很深刻：
湖南之为省，北阻大江，南薄五岭，西接黔蜀，群苗所萃，盖四塞之国。其地水少而山多。重山迭岭，滩河峻激，而舟车不易为交通。顽石赭土，地质刚坚，而民性多流于倔强。以故风气锢塞，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。抑亦风气自创，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。人杰地灵，大德迭起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宏识孤怀，涵今茹古，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，有坚强不磨之志节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，不为古学所囿。义以淑群，行必厉己，以开一代之风气，盖地理使之然也。所以，年，长沙等地失守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西迁溆浦，钱基博先生坚决请求留守，欲以身殉国，其精神气概，令人敬佩。此为郭先生多次道及者。另一位钟泰先生，讲课从容不迫，讲诸子学，分析微言大意，至为深刻，启发人者很多。而经常发表一些前人没有讲过的观点，比如，《庄子》之学，从汉代以来都认为是道家，凿凿不移。但钟先生认为庄子源于孔子，出于儒家，是从颜回一派来。《人间世》阐述颜回的“坐忘”与“心斋”，实为庄周自然主义心学的源头。湖南人的个性是见义勇为，容易激动，所以钟泰先生为郭晋稀先生改了字，名“晋稀”，字“君重”。钟先生说：“你性子比较急，我把你的字改为‘君重’，孔子说：‘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’你能在‘重’字上下功夫，就一生受用不尽了。”郭先生一生一直记着钟先生的教诲，虽然他见了社会上不公平的事，还是容易激动，甚至见义勇为，但先生自己说，激动之时，总能记起钟师的严肃叮嘱。受钟先生的影响，郭先生对《庄子》越加喜爱。在“国师”期间，他细致地校过《庄子》，由于得不到善本，他主要是理校。如《大宗师》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呴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言誉尧而非桀也，不如两忘而化其道”一节，郭先生认为：“此文与上下文气不承，错简耳，宜删。前人（王懋竑）论之也，然不知当在后文子桑户、孟子反一章：‘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’之后。”如《齐物论》里的“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欲以明之。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”一句，指出断句应为：“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。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。”指出“旧注以‘明之’绝句，‘彼’字属下，非是。”句意为“自好声乐言辩以异于人，故欲以所好明人”。郭先生的校读，曾受到钟先生的表扬，钱基博先生也说“说《庄》数则，极见心思”，“校《庄》数十则，当为不易”。数年后，他到桂林师范学院任教，就编有完整《庄子要极》，认为解读《庄子》的关键方法在于“解譬达喻”，自己创为此编的目标是“探其远情，味之永年，蹢躅屈伸，反要语极”。《庄子要极》明显受到钟先生的影响。比如，对《庄子》义理的发挥，体现出明显的儒道调和的立场，并不认为庄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水火不兼容，而是认为《庄子》中的很多地方，恰体现了与孔子的一致。具体到书中，一方面认为《内篇》中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，并非伪托生造，而都是有所根据的，而外、杂篇并非出自庄子之手，就多“肆狂辞以诬明哲”了；另一方面，时而引述儒家之说与《庄子》互证，如《天下篇》解释何为“神人”、“至人”，就引用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”“率性之谓道”立说。这些观点，明显受了他的老师钟泰的影响。
这里顺便提一下“国师”期间钱基博、钟泰的几位弟子。当时学生很少，我听先师讲到的，是号称“国师四兄弟”的石声淮、吴忠匡、彭祖年，郭晋稀。在湘西的山坳里，在李园的“九思堂”前，在风雨冥晦，岚障雾昏的荒山夜晚，他们论国事之是非，或者诵读《诗经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史记》《文选》《古文辞类纂》及李、杜、苏、黄的诗。他们都是风花正茂的同学少年，青春洋溢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。他们曾让“会写古文”（钱基博赞石声淮语）的石声淮写过一篇讨伐日寇的檄文，《拟封日本富士山铭》：
惟日本元凶大敦，罔修厥纪，肆其凭陵，诞敢驱厥兆民，侵于中国之疆。毁我城庐，爼醢我百姓，火我居室，□及我祖考幽宫。我则大恫，非予小子之恫，凡我百姓，罔不同仇，咨于昊天曰：“天害不剪此元凶哉，以毒逋于中国！”日本兆民困于役，亦惟怨曰：“天害不念我日本，元凶不除！”亦惟我元戎钦若百姓之志，丕敬兆民之恤，曰：“惟天矜此下民；畴敢不若厥志，惟我在！”爰率我有众，东征扶桑。兆民筐篚以御，厥师徒倒戈，元敦授首。乃绥厥兆民，兆民胥悦曰：“惟时康哉！”惟年月日，军于富士山。惟民之恤，我志不在于有国，乃班师振旅，庸树碑于山。铭曰：
天降下民，是养是育。日本攸凶，播降庶毒。哀我无辜，离此冤酷！天帝哀矜，下民是笃。询于中国，百姓曰：“嗟！惟彼元凶，罪罔以加！屠我妇子，毁及室家，并逮枯骨，行此豨蛇！”询于日本，兆民曰：“咨！惟我元凶，不恤我师！乱败厥德，夺我农时。彼方玉食，我庸阻饥！我父我子，于役不归。大命不挚，天帝曷知！”帝乃震怒，爰咨我军：“日本元凶，罔恤厥民。不率天常，女其徂征！”言砺我兵，言秣我马。仁师所至，克奔弗迓。元恶授首，富士山下。师师胁从，是绥是抚。元恶既剪，寰宇澄平。爰戢我戈，示不复争。乃建隆碣，以识康宁。
汉班固有《封燕然山铭》，见《后汉书?窦宪传》，用李斯琅琊石刻之体，文气沛然，而重在扬威。石先生此铭，仿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雅颂之体，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，又写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。作者以博大的胸怀，蔑视日寇元凶，理直气壮，以雄健之笔抒浩然之气，令人精神振奋。下面，我把先师郭晋稀先生回忆钟钟山先生的文章转发如下，以见当时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。
读《庄子发微》——回忆钟钟山师郭晋稀我是一九四〇年暑假和钟钟山先生分手的，至今已经四十六年了，我常常想念他，他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师长之一。
“十年浩劫”末期彭祖年同志给我寄来《庄子发微》这本书。由于怀念逝者，最近我又读了其中的主要篇次。我被书中的胜义所吸引，从中学习了许多有益的东西。我掩卷沉思，初步理解到我们师生之间所以关系如此亲切，并不是偶然的；是由于先生的学问文章，存于中形于外，既给人以言教又给人以身教，我受到了先生的潜移默化，所以使之然的。
短暂的教诲，长期的思念
一九三九年初，在湖南蓝田那个荒僻市镇的郊区，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，钟先生替我们同学作了一次学术报告，讲的是《周子通书》。当时我只能背诵儿时所念过的《爱莲说》，《周子通书》还未尝见到。先生并不是串讲《通书》的文辞，而是阐述书中的哲理，这对我来说，更是难以理解。
尽管我对讲学的内容理解不多，却对先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。虽然讲学的态度十分严肃，讲学的内容也比较深奥，但在这之外，理学家所称许的那种“光风霁月”的形象，周濂溪所倡的“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精神，似乎也随之感受到了。
听讲之后，没有几天，我去拜访了先生。虽然先生待我十分亲切，却没料到他提出了一个使我十分尴尬的问题。他带笑地说：“‘晋稀’是你的名，‘君’是你的字吧？字书中并没有个‘’字，这个应该是你独创的了。做人要严肃，不能轻率。我给你改为‘君重’，‘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’你能在‘重’字上下功夫，就一生受用不尽了。”
先生为我们讲授过《论语》，用的是朱熹《集注》，阐述中常常有自己的创见，可惜课堂笔记早已遗失。但是先生讲授时动静从容，安闲自得，胸次悠然的风貌，于今快五十年了，我的记忆犹新。
我和先生分手之后，先生转来一函，是彭一湖先生替我写给湖南大学的。我没有请托先生办理，而是出于先生对我的关怀，恐怕我转不了学，托彭先生为我说项。
解放以后，我来到西北任教，先生来函，常常教导我：虽然要学习新知，却不要忘记旧业。总之，先生这种蔼然仁者之风，关怀后辈的感情，使我毕生铭记在心。
“十年浩劫”前夕，先生想来西北参观敦煌，我也愿意陪同游览，由于“浩劫”来临，所以不果。一九七一年，我挈同全家回湘，特意绕道上海，想去拜访先生，可是先生已回南京了。当时我还在干校劳动，假期有限；又认为来日方长，以后可以拜谒，怀着迷离怅惘的情绪，赶回了兰州。现在想来，当时先生已八十高龄，我也接近耳顺。一时失去机会，机会便永远不能再有的。每一念及，就不觉悲从中来。
锥指蠡测，学海难窥
《庄子发微》发司马迁作《老庄申韩列传》以老庄并称之覆，不同意刘歆《七略》及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入庄子与道家之说；认为“《天下篇》致概于内圣外王之道，暗而不明，郁而不发，而特叙六经于百家之上”，可知“庄子之为儒而非道，断断然矣”。《庄子发微》也不同意韩愈所谓“孔子之道，源远而未分，子夏之徒有田子方，子方之后，流而为庄周”的看法；认为《人间世》叙顔回“坐忘”与“心斋”之说，则“庄子之学，盖实渊源自孔子，而尤于孔子之门——颜子之学为独契”，故独谓“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。”（以上引文，皆见《自序》）
推求先生的用意，盖以为颜子所传的孔子之道，实与庄子的“内圣外王之学相同”。顔回早死，其道幽渺，百家纷争，道遂分裂。“天下篇”云：“内圣外王之道，暗而不明，郁而不发”；先生于是申其说曰：庄子“其所以著书，即为发明此内圣外王之道也”。
《庄子发微》便以此作为纲领，然后循其纲领，籀绎全书，其论“内七篇”云：
“是故《逍遥游》之辨小大，为内圣外王之学标其趣也。《齐物论》之泯是非，为内圣外王之学会其通也。《养生主》，内圣外王之学之基也。《人间世》，内圣外王之学之验也。《德充符》则其学之成，充实而形着于外也。若是。斯内可以圣，而外可以王矣。故以《大宗师》《应帝王》二篇终之。‘宗师’者，‘圣’之异名；‘帝’者，‘王’之极致也。”从来注《庄》者，都不事先考求《庄》学之要领，随文释义，故前后矛盾，上下龃龉，难成统纪。先生则不然，先把持其大纲要领，庄生寓言庖丁解牛所谓“依乎天理，批大郄，导大”也。所以“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乎”！所以“每至于族”，也能“动刀甚微，謋然已解，如土委地”。
我在四十年代，也极爱读《庄子》，也尝浏览各家著述。而今经老耄，于诸家已不复能记忆。但以为各家注释，除吾家子玄以外，也不免如庄生所云：“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”，虽然各有所得，也各有所蔽。钟先生的《发微》，其中少数处也可能引起争论，但是其用心也深，其考虑也周，盖有如庄生所云，是力求“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”，故所得于庄生者，较之诸家为尤多。
《庄子发微》本不以训诂为能事，由于把持全书的关键，而又得其理，所以校正误文，训释词义，也多发前人之所未能发者。如注《齐物论》“言辨而不及，仁常而不周”云：
周，各本作成，而古藏本作周。郭注云：“物无常爱而常爱必不周”，是郭本原亦作周。作成者涉下文而讹，故正之。如《德充符》注“有亲，非仁也。失时，非贤也”云：有亲，则不亲矣。故曰：“有亲，非仁也。”贤者要在乘时，故曰：“失时，非贤也。”失旧作天，注家虽强为解释，终不可通。又如注《大宗师》“不知孰先，不知孰后”云：两孰字旧本作就。上文有云：“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”，“恶知先后之所在”即不知孰先孰后也。先后承生死言，若曰就先就后，则与生死义不相属矣。孰就字形似，易讹，故依文义改正之。
如此等处，加以校改者，全书甚多，皆至当不移。当然，此非《发微》要义所在，其精华尤在阐述“内圣外王之学”，发扬庄子之道。庄生与孟轲大抵同时而略后，庄子书中不及孟子，读者从来疑之。我认为，《庄子·齐物论》每言“圣人议而不辩”，“辩也者，有不辩也”；“辩也者，有不见也”，“大辩不言”。固然是指斥百家，针对惠施、公孙龙子等人，其中也未尝不兼包孟轲。孟轲在当时，也以好辩著称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公都子曰：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谓也。孟子曰：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……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跛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，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庄生主张以“不辩”齐《物论》，孟轲主张以辩论“息邪说”“放淫辞”，其立足点恰好相反。所以庄生强调“不辩”，反对“物论”，应该兼赅孟轲。由于如钟先生所言，庄生为顔回之学，孟轲出子思之门，则孟庄同为孔门之传。庄生明指惠施、公孙龙子，讳言孟轲，是不是与此有关呢？我对于这些怀惑已久，可惜未能及先生在世之时，执书而问疑也。
《发微》屡引《周易》，甚至亦引孟轲之书，以申庄生“内圣外王”之学，奉读之余，也不能无慊于心。因为锥指蠡测，学海难窥，所以就不在琐琐了。
先生的化育，是先生的学养《庄子·德充符》曰：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，与仲尼相若。常季问于仲尼曰：“王骀，兀者也。从之游者，与夫子中分鲁。立不教，坐不议，虚而往，实而归。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。”这当然是庄子的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，是不可能相信有其事实的。但是，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，如果不把所读的书只是当作一种学说来研究，而把它当作一种信仰来对待，那么这种信仰会对读者的身心产生影响的。庄子的“内圣外王”之学，可以把它当成学说来研究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修身养性的教义来对待。如果某个人能象王骀那样：
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；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。
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于德之和，物视其所一，而不视其所丧，……。
因为“存于中必形于外”，一个人内心既不考虑死生得失，自然不会愁眉苦脸，而能容光焕发。这就是荀卿所说的：“学足以美七尺之躯。”一个人既无利己又无害人之心，自然与物无猜，不致与人发生矛盾冲突。这样的人，虽“无君人之位，以济乎人之不死；无聚禄，以望人之腹”，人们并不认为他面目可憎，反认为他情感可亲，是必然的了。孔子讲过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钟先生既笃信孔子之说，又以庄生之学为孔子所传，所以先生着《庄子发微》，其目的并不是自矜其学，有意“为人”，而是爲了自己的进德修业。钟先生以其德业教人，从之学者自然心悦而诚服了。在抗战期间，中华民族危于累卵。一个学者爲了避地，逃到了深山穷谷之中，既不敢议论时事，怕干世网，目击时艰，自然是十分痛心的，据我回忆，钟先生在这时候，曾经注释过《顾亭林诗集》，自然是寄托其爱国之思，民族兴亡之感。先生主要的时间，是体味孔庄之学，修养自己的身心，增长自己的德业，以其学律己，以其学教人。在那举世滔滔，江河日下的时候，先生的教诲自然是感人的。
我和先生相处，虽然还不到两年，其所以数十年而未尝一日相忘，应该是由于先生的学养，能够“饮人以和”吧。
编辑：朱利华排版：邓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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